一小撮人

作者：库尔班江

昨天第一次来到沈阳，第一次受到沈阳人民如此“热情”的招待！“热情”到昨晚差点睡在马路边上。

办完了一天的事情已经很劳累了，准备找个宾馆住下，结果折腾了三个多小时没有一家宾馆允许我入住，当时打电话预定的时候都说有房间，当我走到宾馆前台的时候服务员却理直气壮的告诉我：我们这里不接待任何新疆人！当我出示所有证件后他们还是依然拒绝，我问他们是谁规定的，他们说是公安局规定的，简直欺人太甚！找了很多家宾馆，所有人的态度一样坚决，看到我就像看到贼一样~！眼光没有任何善意。我对这个原以为不错的城市失望极了！！！最后，我让他们找来当地的公安局人员，反复复印了我所有的证件，甚至还怀疑我的证件在造假。。。。好说歹说才让我勉强入住下来。我用手机录下了他们和公安局人员的对话，本想把这些录音放在这里让大家听一听，但是想想实在没有这个必要，互相理解也许是当时我唯一能安慰自己的借口，这件事情我可以理解，我想问问如果换成别人，他们会理解吗？这样的做法到底会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局面会延续到何时？好在我懂得汉语可以和他们沟通，如果对于那些刚从新疆出来做生意的或者是旅游的朋友来说难道真的只能睡在路边了吗?国家政府真的会这样规定吗？我想只是当地的政府的办事方式和办事头脑过于肤浅了。

躺在床上让自己安静了一会儿，静下心来仔细想了一下，其实这些工作人员的态度在这个时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地政府作出这种极其针对性的行为是不是值得让我们去反思一下呢？今天早晨更是碰到一件好玩儿的事儿。因为工作原因需要回复一个邮件，我在宾馆附近找了网吧，走到前台，
“我需要上网，请问需要多少押金？”
“10元”网吧人员看都没有看我爽快的回答到。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我拿出身份证对他说“给你。”
“对不起，你这个民族不能上网。”
“为什么不能？”
“国家规定的。”

我无奈的笑了笑走了。走到第二家回答也是如此。。。

作者：库尔班江

1982年出生于新疆和田市，维吾尔族 1999年开始从事摄影 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学生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博学会士 新疆摄影家协会会员 曾多次在北京、平遥、新疆举办个人影展,作品多次获奖 2005年参与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森林之歌》拍摄创作 2007年完成纪录片处女作《喀拉古塔格日记》 ，获得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影像节最佳纪录片奖。“传媒影像力首都高校影像大赛”最佳纪录片奖。全国大学生DV有奖征集比赛纪实类三等奖 纪录片和个人影展在清华大学,人大，民族大学等6所高校进行巡回展映 接受《帕米尔》杂志及《人民日报》社人物专访

作者：冉云飞

早在八月前，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朋友们即策划一个叫“新媒体时代的公民话语力量”的学术研讨会，邀请我参加，让我谈博客的生存与公民社会。同时邀请我参加该中心编辑出版，由翟明磊兄撰写的《中国猛博》一书的发行讨论。我忝列明磊所写的猛博之列，因此去与会会朋友们的心情异常迫切。再加上此一活动在十一大假期间，我的一些亲人也在港，我也就算公私兼顾，乐得探亲与公干并行不悖。

有了这样的打算，于是我就去办港澳通行证——因为以前的通行证过期了——特选一个有三个月可多次往返的探亲证。在办探亲证的同时，我办了一个十年期的私人护照，这一切都非常顺利，中间并无滞碍。但当我9月22日拿到通行证和护照的时候，敝单位人事部领导电话通知我说，请明天到单位来一趟，领导想找你谈话。我当时心里就想，公安真是明察秋毫，监视工作做得不坏。第二天到单位到会议室，看到市、区国保、公安（辖区警察）、单位领导，一并九人，已端坐如仪。此前我也有多次与他们打交道的经验，其中有很多人是熟人，但我与朋友们有点不同，没有写过他们，也没有写喝茶的经历，以至于有一些朋友看不到我喝茶的文字，觉得不可思议。一来我不想高看这些事，这些喝茶的经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二来我不想成为事件的主角。

作为主发言人黄国保一上来就说，今天我们到你单位来，不像我们上次喝茶那样属于轻松的聊天，这是非常正式而严肃的事情。国庆的时候，你不能到港，这是非常时期。这是上面的意思。我当然问哪个“上面”，他们当然不说。我说，我尊重并遵守法律，公民有出行的自由。我需要你们拿出理由，他们说你也清楚。我说我并不清楚，他们说这些事你心照不宣。后来大家谈开才知道，他们过国庆，却不让我到港去参加学术会议去避国庆，真是可笑。我这个人一贯不跟制度中的个人结梁子，不跟哪一个个人结仇，这是我的一个原则。我想他们是执行者，底层警察也不易。我说，那就这样吧，我退后一步，既然你们国庆的时候害怕一个公民到港，那我也可以考虑放弃国庆的时候到港参加一个叫“在中国”座谈会。同时，我说要去参加港大四至七号的学术座谈会，同时兼探望我年迈的岳父母和可爱的小侄女。于公于私，我想都说得通。你们不是怕十一敏感吗？那我十月三号过去吧，怎么样？他们也说我们把你的意见向上反应，我说那好吧，我等着你们的回复。

第二天，我为了让他们更多地了解港大学术会议的事情，我亲自主动到派出所，将邀请复印交予属地派出所的曾所长，请他将此事和内容转达给国保。他承认传达上去，同时我还给黄国保打了电话，他也回了话，说我们把你的想法传达上去。29日，愚人兄从美国回来，好不容易带着病躯到我家中来看望我，我没谈上几句就很抱歉的说，因为派出所已约好让我去谈一谈，所以我只好抱歉地告知愚人兄，只有下次回来再谈。好在现在有网络，不然我对愚人兄的歉疚会更加难以释然。我去派出所，曾所长问我国庆期间有什么活动，并问我是不是常参加星期二大慈寺茶会。我说我并不常参加大慈寺茶聚，十一没什么活动，十一上午会到李劼人故居菱窠喝茶聊天。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还告他我买了三号到深圳的票，去参加那个港大学术会议。昨天我们一家人去参加了这个朋友聚会，其中有沙河先生夫妇等，有许多老朋友，原来大部分都是大慈寺的茶客，这样才反过来证明大慈寺的雅聚也在官方的注意之列，官方之草木皆兵若此，夫复何言？

中午吃饭时我接到派出所张警官的电话，说晚间派出所所长要见见我，我说可以。晚间莫之许、王大联、马小鹏、卢刚诸兄约了我在如是庵街懒鬼火锅喝酒，我于是告知警方在此处来谈。老莫此前一直说，你肯定去不了香港，我相信我的判断。我认为避开十月一日应该可前往，我说那么多和我一样的朋友都去了，一点事都没有。老莫说，你不懂，你有一点不同。我说，我有何不同？老莫说，你签了零八宪章，而且是首批。我说这个也有关系么？老莫说，这关系大了。后来警方来此处约上我，带我去我单位的会议室，果然气氛严肃，市局一国保和锦江国保大队侯队长在座，还有敝单位党组吕书记。侯队我们曾喝茶，谈得也较轻松，但这回简短地来告知我，经上面研究，说我不能去香港。我说，我需要理由，需要法律条款。他们说，没有，就是不能去。我说我已经做出了退让，你们还不让我去，这太过份。侯队说，这回没有条件可讲，也不是讲条件的时候，同时你的事情我们也还在继续调查。我说你调查没有结果之前，我总是没有被剥夺权利的公民吧。侯队继续说，这回真的没条件可讲。我说我真要走呢，侯队说你要走也走不了，有边控，你走不了。然后不欢而散。我当然不甘心不给理由，即限制一个公民的行动自由，自然心情郁闷。

本来放弃与北风、长平、梁文道、翟明磊、张铁志诸兄的会面，就令我不爽和痛苦，因为丧失了一次与朋友们喝酒聊天请益的机会。我放弃这次机会，我还给主办的杜婷及朋友们打招呼，暂时不要把我不能与会的实情告知出去，因为不愿意给搅扰他们的国庆。同时我也放弃了一些媒体对我的采访，我想我这样退一步，先做妥协的姿态，应该有所回报。看来他们认为你的退让、妥协、合作都没有什么价值——虽然我以后会继续如此做——傲慢、冷漠、无情、无理、违法是这个政权的一贯做派。我一个小小的公民，当然不敢且也不能把这冷硬无理的政权怎么样，我只想说，无论你同不同意我的见解，希望大家都学会点妥协学会遵守宪法，才是一个社会的福音。我只能说老莫确实久历江湖，他说成都国保肯定不让你到香港去，我想我还是个天真和乐观的人，对权力机器的运营及其没有定准、翻云覆雨，认识不够，看来以后要多向老莫请教。

我重申我的看法，自由出行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何况在你们看来普天同庆的国庆呢？你既然觉得人民对国庆都欢欣鼓舞，那么你为什么惧怕一个公民自由出行到港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呢？我并不想为难谁，也不想与谁结梁子，我批评政府与制度，这都是我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这权利受宪法保护，不应该被违宪剥夺，同时也不应该因此受到任何干扰与惩处。我如实将上述过程写出来，不是为了为难谁，也不是为难公安机关，我认为这反而是使沟通更加透明公开的方式。与此同时，也算是保存一个时代的史实，让人们知道争取自由的艰难。其实专制制度下的不自由，也让国保、公安同受捆绑。我为他们节假日来阻止我这样一次正常的出行，而不能与家人过节休息，感到难过和遗憾。

2009年10月2日10：17分小雨中于成都

作者： 智效民　山西学者
新学年伊始，《南方都市报》对奥巴马的“开学第一课”作了显著报道和深度评论。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传达了一个信息：美国人要求自己的总统一定要分清宣传和教育的界限，要在教育上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否则，他们就会对奥巴马的电视讲话进行抵制。除此之外，在这条信息的背后，好像还有如下含义：美国公民呵护教育、抵制宣传的勇气和精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具有一种启蒙作用。也就是说，要明白教育的真谛，首先要有区分宣传和教育的能力。
但是，如何才能把教育与宣传区别开来呢？这对于早已把教育纳入宣传轨道的国家及其国民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于是我想起了已故社会学家潘光旦。
早在1940年，潘先生就在《宣传不是教育》一文中说：真正的教育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必须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智慧”。与此同时，每一个人都有使用这种智慧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迷信宣传的人却认为智慧是少数人的专利，只有他们才有“改造社会、拯救人群”的理想、才能和智慧，其余绝大多数人只能接受他们的领导，顺从他们的意志。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当宣传者把自认为重要的理论和见解编成一套简洁的说法或口号以后，其他人就只能按部就班地学习和执行了。
潘文发表后，触动了当局的敏感神经。于是昆明版《中央日报》马上发表社论，强调宣传就是教育。为此，潘光旦又撰写《再论宣传不是教育》，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教育与宣传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启发，后者依靠灌输。但是当前从事教育的人却将二者混为一谈。于是所谓教育就成了宣传；所谓教师，就成了宣传家，所谓学校，就成了“宣传家勾心斗角出奇制胜的场合”。至于教育界本来应有的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等品质，则无从谈起。拿这个标准反思当前的应试教育，真让人不寒而栗。
两年后，潘光旦看到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尔杜斯·赫胥黎的新著《目的与手段》，其中有关教育的论述与他不谋而合。于是他把这些内容翻译出来，取名《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纳入了“新中学生文库”。阿·赫胥黎是《天演论》作者汤姆斯·赫胥黎的孙子。他说：“生活总须运用智慧，而智慧的运动必须自由”。但是，由于独裁政治需要绝对服从，因此“在独裁政府的眼光里，自由的智慧或智慧的自由是最大的敌人。”基于这一原因，独裁者“总是千方百计地把智慧压制到一个不能动弹的程度”，而宣传就是压制智慧的“不二法门”。他还说：
在独裁政治的国家里，一个人从孩提的年龄起，就成为宣传的对象，好比他成为国民训练的对象一样。他的全部的教育过程事实上不是教育，而是宣传。及其一旦脱离学校，加入社会，他又进入了报纸、电影、读物、与广播电台所合组的一个天罗地网，而这些东西又无一不受政府的控制，无一不是上好的宣传工具。再过几年以后，我相信这工具的清单里，也就是独裁者的武库里，还须添上一项电传照相，以至于电传的印刷机，凡属机关、家庭、公共场所，概须置备一具，从此，政府要传达谕旨，宣扬德意，可以比置邮传命还来得快，来得普遍。
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在独裁者眼里，那些“善于盘诘的自由的智慧”最不利于他们的统治。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宣传，让大家不要思考，不要怀疑，不要盘问！可以设想，如果赫胥黎生活在电视时代，看到独裁者对电视传媒的控制，肯定会有更痛切的感慨。
基于上述认识，赫胥黎告诫人们：一定要让青少年“知道报纸、广播、影片所给我们的刺激，就其中一部分以至于大部分而言，是微笑里藏着的刀，蜜口中含着的剑，是饵底的鱼钩，是图穷的匕首，是广告家与宣传家的无上工具。”要想抵御这些外部刺激，除了相信自己的力量外，还要有解析的技术和质疑的能力。比如面对一个“春眠初醒”的妙龄女子为牙膏所做的广告，应该知道这个女子其实和牙膏的好坏没有任何关系；面对国家、民族等概念，要明白它的真实含义；面对宏伟的建筑、冠冕的讲话、堂皇的文告以及严密的组织、高超的效率，也要看到它们与独裁政体并没有必然联系。这种解析的技术和质疑的能力，其实是一种“智慧的防身术”。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赫胥黎希望学校能把这种“智慧的防身术”教给青少年一代，但是他也明确告诉人们：当大部分学校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时候，这种希望很难实现……

中共建政60年了。一个在建政伊始便宣称”决不施仁政”的政权（见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60年来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无数人类史上的”奇迹”。

历史不会忘记，60年来折腾不休的一个又一个运动：土改、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抗美援朝、肃反、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革、清理阶级队伍、”四五”、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六四风波”、镇压法轮功……。历史不会忘记，60年来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什么：数千万人无辜地失去生命，数千年的文化被摧毁，中华民族淳厚的伦理道德被戕害沦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一切为了什么？统治者说：是为了建设一个”新中国”，一个美好的人间天堂。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没站起来过，是我们将你们”解放”了，因此为了”新中国”，你们必须奉献一切，包括生命。于是，用自己头脑思想的人被镇压了，敢说话的人被消灭了，寻求真相的人被处理了。要活着，只能接受无产阶级的专政和谎言。在这种制度下人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包括统治者，他们的国家主席和总理，甚至还包括寡头独裁者自己和他的家人。60年来在没有战争的状态下，中国人民所遭受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远远超过日寇的侵华战争。

邓小平有一段名言：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艰苦不懈的努力。按中国人的习惯，一代是30年。从春秋时代的孔子到现在只有80
代，而邓小平告诉我们，这个美好的社会主义需要上千年才能建成，并且还要”艰苦不懈的努力”。更为荒唐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从总书记到老百姓谁也不知道。

在这60年里：前30年，统治者利用人们的恐惧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后30年，统治者利用自己的权力掠夺人民财富。之后还有什么呢？”新中国”
已经消耗了两代人――上亿鲜活的生命和尊严。凡是对这个政权表示不敬、表示异议、表示不从的人，不是在肉体上被消灭，就是亡命天涯或投入黑狱。两年前，有个小警察在看守所提审我时说：”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我说：”强盗霸占了我的母亲，我为什么一定要叫他爹呢？”于是我的案子更成了”要案”。

眼下，中国发生的事太雷人了，天怒人怨，连当局高层心里也没谱。偌大中国，如果失去民心，即使有军队和警察的镇压，”垮掉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有人对我说，目前他们很强大。是啊，已经强大到用铁甲车上街巡逻了；已经强大到每个公安机构用铁闸门保护起来了；已经强大到维护政权高于维护国家主权了。这些你可曾见识过？玩笑地说，电影中，占领军崩溃前大概都是这样吧。

有人对我说，他们真的很强大。是啊，中国已经是经济大国了，他们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大，而且马上就要有航空母舰了。我孤陋寡闻，但总认为不管在哪个国家，政权比老百姓强大不是好事；如果政权强大得都没有底气，那么对它就更应警惕。

有人对我说，现在好了，总书记要构建”和谐社会”了。是啊，我也久闻了。所谓构建，是造屋吧，建屋一定要先打一个基础，但总书记的”和谐”构建在什么基础上呢？是在以往的罪恶之上，在不民主、不讲人权、继续剥夺人民权利的基础之上吗？这样的基础能构建”和谐社会”吗？监狱里继续关押着政治犯；政府堵截着上访者；媒体封锁真相；恶法依然大行其道……，中、下层弱势群体求告无门，暗自饮泣，而统治者在上面歌舞升平，这是”和谐”吗？

当局将把中国带向何方？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对历史上犯下的罪行有个交代；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应该正视现实，毅然决然地告别曾经给国家造成严重伤害的旧制度，完成现代社会的转型；一个有生机的党，应该适应时代。记住孙中山先生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注：谨将此文献给我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屈死的父亲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冤死的外祖父。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home/article/145

作者：龙应台

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开店铺的人天亮时打开大门，不会想到是否有政府军或叛军或饥饿的难民来抢劫。走在街上的人不必把背包护在前胸，时时刻刻戒备。睡在屋里的人可以酣睡，不担心自己一醒来发现屋子已经被拆，家具像破烂一样丢在街上。到杂货店里买婴儿奶粉的妇人不必想奶粉会不会是假的，婴儿吃了会不会死。买廉价的烈酒喝的老头不必担心买到假酒，假酒里的化学品会不会让他瞎眼。小学生一个人走路上学，不必顾前顾后提防自己被骗子拐走。江上打鱼的人张开大网用力抛进水里，不必想江水里有没有重金属，鱼虾会不会在几年内死绝。到城里闲荡的人，看见穿着制服的人向他走近，不会惊慌失色，以为自己马上要被逮捕。被逮捕的人看见警察局不会晕倒，知道有律师和法律保护着他的基本权利。已经坐在牢里的人不必害怕被社会忘记，被历史消音。到机关去办什么证件的市井小民不必准备受气受辱。在秋夜寒灯下读书的人，听到巷子里突然人声杂沓，拍门呼叫他的名字，不必觉得大难临头，把所有的稿纸当场烧掉。去投票的人不必担心政府作票、总统作假。

幸福就是，从政的人不必害怕暗杀，抗议的人不必害怕镇压，富人不必害怕绑票，穷人不必害怕最后一只碗被没收，中产阶级不必害怕流血革命，普罗大众不必害怕领袖说了一句话，明天可能有战争。

幸福就是，寻常的日子依旧。水果摊上仍旧有最普通的香蕉。市场里仍旧有一笼一笼肥胖的活鸡。花店里仍旧摆出水仙和银柳，水仙仍然香得浓郁，银柳仍然含着毛茸茸的花苞。俗气无比、大红大绿的金橘和牡丹一盆一盆摆满了骑楼，仍旧大红大绿、俗气无比。银行和邮局仍旧开着，让你寄红包和情书到远方。药行就在街角，金铺也黄澄澄地亮着。电车仍旧叮叮响着，火车仍旧按时到站，出租车仍旧在站口排队，红绿灯仍旧红了变绿，消防车仍旧风风火火赶路，垃圾车仍旧挤挤压压驶进最窄的巷子。打开水龙头，仍旧有清水流出来；天黑了，路灯仍旧自动亮起。

幸福就是，机场仍旧开放，电视里仍旧有人唱歌，报摊上仍旧卖着报纸，饭店门口仍旧有外国人进出，幼儿园里仍旧传出孩子的嬉闹。幸福就是，寒流来袭的深夜里，医院门口「急诊室」三个字的灯，仍旧醒目地亮着。

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仍旧唠唠叨叨谈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响着聒噪的电视新闻。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幸福就是，头发白了、背已驼了、用放大镜艰辛读报的人，还能自己走到街角买两副烧饼油条回头叫你起床。幸福就是，平常没空见面的人，一接到你午夜仓皇的电话，什么都不问，人已经出现在你的门口，带来一个手电筒。幸福就是，在一个寻寻常常的下午，和你同在一个城市里的人来电话平淡问道，「我们正要去买菜，要不要帮你带鸡蛋牛奶？你的冰箱空了吗？

幸福就是，虽然有人正在城市的暗处饥饿，有人正在房间里举起一把尖刀，有人正在办公室里设计一个恶毒的圈套，有人正在荒野中埋下地雷，有人正在强暴自己的女儿，虽然如此，幸福就是，你仍旧能看见，在长途巴士站的长凳上，一个婴儿抱着母亲丰满的乳房用力吸吮，眼睛闭着，睫毛长长地翘起。黑沉沉的海上，满缀着灯火的船缓缓行驶，灯火的倒影随着水光荡漾。十五岁的少年正在长高，脸庞的棱角分明，眼睛清亮地追问你世界从哪里开始。两个老人坐在水池边依偎着看金鱼，手牵着手。春天的木棉开出第一朵迫不及待的红花，清晨四点小鸟忍不住开始喧闹，一只鹅在薄冰上滑倒，冬天的阳光照在你微微仰起的脸上。

于建嵘：中国民众为何抱怨——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各位下午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让一个和谐的中国走向世界”。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演讲会的主题是“新新中国，走向世界”。而什么才是“新新中国”呢？主办方在这个会议筹办时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希望提倡民众要“不抱怨”，甚至还想在中国推动一个什么“不抱怨”的运动。对此，我心中充满了疑虑。

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不是民众可不可以抱怨的问题，而是为何抱怨的问题。前不久《人民日报》下来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刊物，约我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我在河南的洛阳调查，他们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在这篇文章讲一讲的官员和民众“都不容易”的问题，而且重点要讲我们的人民应体谅政府和官员不容易，让我们的人民体谅国家领导人“不容易”，并就这样官员和领导人看了后就会高兴，也有利于社会和谐。我当时是这么回答说的：“官员不容易是事实，如果官员感到干不下去了，可以下台啊。从来没有求着他们来管我们。”我们民众可以理解你们官员的某些做法，但是官员不应该以此为理由让我们不抱怨。所以我说，这样的文章我不写。他们又跟我谈说我们还是希望你写一篇文章，说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能否让我们的人民知道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相互理解的社会。我说，这一点是不错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安定首先要民安定，而民要安定首先关心民生，假如一个社会都不关心民生，假如我们的知识分子都不看到民间的疾苦，你要民众如何理解呢？我们只要走近真实的中国社会，我们离开上海大都市白领阶层的生活，你就会感觉到各种抱怨充满了中国社会。如果有机会，我建议你们可以看一看石首事件的录相，你就会感觉到几万民众用砖头，用愤怒面对我们武警的时候，我们难道说一说你们不要抱怨，你们要理解政府，你们要克制就行了吗？不行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我们民众不理智，而更需要去研究民众为何愤怒，为何走向街头，为何敢于与武警对峙。甚至可以说，面对社会不公和腐败，抱怨是民众的一种权利，他们有权抱怨。作为执政者或学者们，没有权力去指责我们的民众抱怨，而是要想办法去改变它，要让我们的民众不产生或少产生抱怨。

那么，如何才能使民众不抱怨或少抱怨呢？我讲两个故事，也许对大家有所启发的。

第一个是有关河南洛阳一个老太太的故事。最近几年我在调查地下教会或者叫做家庭教会。去年，我到了河南的洛阳，在一个偏僻的农村，我见到一个家庭教会聚会点的联系人。她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家里已经没有别的人了，就她一个人了。家庭非常的贫寒，什么都没有，但是她的家里却是一个聚会点。看到她老人家生活很艰难，我感到很辛酸，但她本人却非常乐观，总是笑容可掬。我对她讲：“你老人家生活这么艰难，每个礼拜天都要做这么的活动，而且你心里充满了快乐，心中永远那么释然，为什么呢？”她这么告诉我的，她说：“我当然快乐，因为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一看天上飞的鸟都有生活，上帝那么关心它，难道上帝不关心我吗？”她说，我今天所面对的困难，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所以她不抱怨。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老太太面对苦难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我在许多信仰宗教的民众那里都看到过，他们把现在和未来都交给了他们的上帝或神。

问题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多数并不信仰宗教，我们不知我们的上帝或神在什么地方。我们很少去思考人生终极的意义，我们更多的是现世主义者。因此，我们也就很难要求我们的民众从上帝或未来世界中去寻找到内心的和谐和平静。我们只能站在这个充满了不平的世俗世界，惊叹天上的飞鸟的快乐了。

第二个故事是我在台湾访问的经历。2004天我应邀到台湾去访问。台湾的邀请方给我的条件是在大学做一个演讲，然后可以进行15天的旅游、参观。当时我向邀请方提出一个要求，我说：“你能不能这样，我讲完后，你给我一张地图，你派一个司机，在派一个买单的，我说走什么地方就走什么地方行不行？”他们说，没有问题，你随便走。于是演讲完之后我从台北走到台南，我问所有见到的台湾老百姓一个问题。

“假如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人回答说不可能，没有我的同意他怎么敢拆我的房子呢？只要这个房子是合法的房产当官的不敢的。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他们会告诉我，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会依靠法律给我判决，而且是判他们赔很多钱。比如是合法并且是我同意拆是10万块钱赔偿，而不经过同意，法官就会判他赔100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依法判决，怎么办？”人家又回答我说：“不可能”。我们的法官在很多问题可能腐败，但是只有我有明确的产权和证据，他不能也不敢腐败。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腐败了，怎么办？”他们会说，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就会来进行调查，我的议员调查之后会就会开新闻发布会，我的议员就在议会提出建议，这个法官和这个政府官员麻烦就大了，他们呆不下去了，他们就完了。

我接着还问：“假如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呢？”我一问到这个假如的时候，人家很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那么多假如？没完没了的假如，议员再腐败，也会特别高兴管我这个事情。因为议员就是希望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有了这个问题，议员只要进行了调查，再经媒体一报道，这个议员就会成为英雄，成了英雄不仅可以当县议员、国会议员，最终还有可能成为阿扁。我说我不相信，议员也会腐败的，会不管你们的事的。他们说不会的，不信可以试一下。一般台湾的老百姓家里面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议员联系卡。我就要他们给议员打电话，一打电话，议员只要在不远的地方马上就会赶到。台湾的基层议员一来，一般都很兴奋，问遇到什么问题，都表示会为选民主持公道。

我接着还问：“假若议员就不是管你的事了，怎么办呢？”。台湾的老百姓告诉我，这很简单，下次选举时不投他的票，让他当不了议员就完了。

我在台湾的访问经历很短。却让我想了很多问题。台湾社会也许存在许多问题，但由于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实现了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台湾老百姓对整个体制有一个基本的认同。他们也许对某个领导人或某个政党不满，有很多抱怨，但不会对整个体制不满，甚至想推翻它。其实我走过世界很多地方。在一些现代民主国家，民众对待我的问题都有基本相同的答案。今天为什么讲台湾，因为我们往往以许多理由，以我们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来否定一个现代的社会制度。台湾跟我们有着一样的血缘，一样的文化，基本相同的文化，为什么台湾民众有那么多“不可能”，而我们却不是这样呢？我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要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确权特别是对财产权的确认很重要。现在我们大陆在这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你不要认为什么是你的，那个房产证是没有用的，我们知不知道哪一天拆掉吗？不知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甚至在睡觉的时候房子就被拆掉了。我们的农民的土地，说是“集体所有”，可在许多地方已沦为了少数人所有，搞一个什项目就让农民无地可种，无业可就，可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我们的工人在工厂工作了几十年，突然说改制了，你就得下岗而且什么也没有了。这样的事，到处都是啊。今天在座的提倡要民众不抱怨的上海学者白领们难道不知道吗？事实上，上海也有的。最近我在做一个纪录片子，其中一个故事是有关一个上海女市民到北京上访的。她跪在地上说：“ 天啊，给我房子，我要一个地方安身，我在生存啊”。假如我们一个宣称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连我们老百姓最基本的权利都不能保障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让我们民众不抱怨，让我们的民众理解我们的政府。我们没有这个理由。我今天在这里要告诉你们或我们的当政者，你要让你的人民不抱怨，你要让你的人民对你理解，你要让你的人民不走上街头，你首先给明确和保障他们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不是封建社会给予他们的权利，而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没有这一点，请问我们有什么理由，我们有什么资格，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没有！

第二，要有权威的司法制度，要让司法成为民众权利救济最后的底线。一个现代社会，社会成员之间或民众与公权机关发生了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利被侵犯了，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假如我们的司法不能保障民众的法定权利，我们的司法不能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我们有什么资格和理由要那些权利受到损害的民众不抱怨呢？事实上，我们今天司法体制存在许多问题，我们的民众已不那么相信司法能给社会带来公平和公正。无论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当事一方都有可能告诉你，“我不服！，因为司法腐败！”为了这个不服，公民选择上访，选择进京寻找大领导的上访，他们中有人为“领导批示”在北京坚持数年。而我们的执政者却对信访这种典型的人治制度津津乐道，甚至把其当成主要的社会救济方式。而现实中，民众则在长期的上访中因被劳教或送进精神病医院失去了对国家司法的最后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就相当于给他们麻醉剂。是不理要求我们的民众被打左脸，还把右脸给你吗？这是不行的！我们要抱怨这个不公平的司法制度，而且不仅仅是抱怨，我们还要抗争。因为有了这个抱怨和抗争，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公平公正而有权威的司法制度。

第三，要有真正的代议制度，让我们的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直接管理这个国家和社会，我们需要自己的政治代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代议制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结晶。我们可以通过选票决定谁来代表我们的利益。这种制度，我们有吗？从行文法来说，我们是有的。但现实中，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多少参加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你们投了谁的票？我不知道谁是我的代表？我们只知道有三个代表，但是我不知道我的三个代表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改变，假如这一点也不能改变，你怎么叫我们的人民不抱怨呢？你在中南海要求全国人民不抱怨，你在复旦大学告诉大家不要抱怨，还开展不抱怨运动。我告诉你们，不改变这种制度性的缺失，民众就会有抱怨，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不抱怨的运动。

第四，要有一个开放的媒体，让民众的抱怨有正常的宣泄。假如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只能在家里抱怨，可能最后走向街头，用大砖头表示他的抱怨。为了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和不走向街头，我们就需要给他们抱怨的机会，让他们有正常的渠道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而不是给他们一个类似鸦片的“不抱怨运动”。

我说的这些观点，主办方也许不高兴，没有关系，下次不请我。而且，我认为主办方也不会不高兴，因为你们主张不抱怨。那么请首先不抱怨我，假若这一点也做不到，那就很难说得过去了。而且，我也并不是为了与主办方作对。我讲这些，实际上就是在表达我们这个社会应如何对待弱者的情绪，特别是制度建设方面的内容。这实际上也一个大国应的。今天上午几位演讲人都提到了中国已成为了大国，而且正在走向世界。我则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进行必要的制度建设，何来的大的国呢。中国社会的软实力在什么地方？首先在于我们的制度建设，在于我们人民对我们制度的认同。假若我们的民众有一天告诉你，无理拆迁、司法不公、被代表等等都成为不可能时，我们才有资格说中国已有成为一个大国的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实力，这就是中国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的真正的实力。

谢谢各位。


主持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

问：其实我觉得教授讲的抱怨和不抱怨实在太好了，听了以后觉得特别的爽，因为我特别喜欢打太极，我觉得抱怨和不抱怨就是太极一边阴一边阳，而老师讲的制度和权力就像中间的二次函数一样，抱怨和不抱怨，说不抱怨也是抱怨，就在一线之间的，就是要明确一个制度，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老师说中国没有宗教，我忘记哪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中国的儒教就是一个教？我想请你回答这个问题？

于建嵘：我理解的宗教应该有一个终极关怀，中国的儒教没有终极关怀，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规则，所以我一般认为这种东西能否称之为教可以讨论，即关于终极关怀的问题。道教有终极关怀就是长生不死，它的信仰就是人可以成仙。我讲中国主体文化中没有宗教，不是讲没有信教的人，中国信基督教的人据我们调查有6000—7000万人，难道说他们不是中国人吗，问题在于中国主体文化中没有包含一个终极关怀的意义。我是这么理解的。谢谢你。

上海笑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杨晓：于教授我们昨天已经聊了一些，你刚才讲的我觉得我能够接受，你说要通过抱怨来采取行动，行动跟抱怨的区分，你的标准是什么？

于建嵘：我没有鼓动老百姓通过抱怨来改变社会。

杨晓：你觉得社会有不公，去提升的方向，更好的方向，采取行动，比如发言的时候，如果我发言跟我抱怨有什么区别？

于建嵘：从杨老师的表情来看，她对我批评他们开展不抱怨运动，没有抱怨。我是这么看的，我认为抱怨不抱怨是民众的一种情绪的反应。执政的人或者知识分子应该更多的去理解老百姓为什么抱怨，而不是说你们都不要抱怨。我说知识分子应该去研究民众为什么抱怨？为什么走向街头？为什么砸你的市政府，为什么打警察？执政的人要知道，我应该怎么改？改到老百姓对我认同，改到老百姓说我真的执政为民。实际上很多人可能了解，中国的民众是最没有抱怨心的，你看看我们的农民，你到中国的农村去看看我们的农民，你不对他进行剥夺他就谢天谢地了。他们最没有抱怨心的，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有抱怨？因为你抢了人家的土地，你拆了人家的房子，难道还不让人家抱怨吗？我们知识分子要做的不是今天在这里论道，让老百姓不抱怨。我昨天看到杨老师时，就做了两个判断。我说杨老师你是有宗教关怀的人。她说是的。第二你是一个生活过的很好的人，所以杨老师充满着一个心态即我不需要抱怨。我今天在这里讲，我们面对中国民众的苦难，我们知识界不应该对民众发起呼吁不抱怨，甚至开展不抱怨运动，我们应该怎么去研究和理解今天中国民众的苦难，我们对当政者说，你们怎么改变你们的制度，使我们民众不抱怨，而不是自我麻痹。

问：于教授你讲的非常好，我是上海工业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我叫吴冬，从今天你的讲话当中使我想起当年龙应台有一名言：“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只是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有独立的看法在中国是不是一个主流？第二我们现在的执政者对你所讲到的一些问题和指明的方向有没有在短期能实施并且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可能性？谢谢！

于建嵘：两个问题都不好回答，律师和别人不一样。第一我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中国有多少象我这样的人。真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心里想什么说什么，所以今天我对会议主办方发起的不抱怨运动进行了批判。如果今天有所顾忌的话，我可能不会这么讲，我可能讲的比较克制。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杨老师已经说了她不抱怨，她抱怨的话最多下次不请我。所以对执政党是否会听我们的，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关于引进西方制度就更不好说了。以信访制度为例，我曾经与中国的信访高层有过很多次正面的冲突，很多媒体登过，包括国务院法制办人有过冲突。我改变过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只是心中充满了忧虑，我只是说我们可以仰望星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包括今天会议主办方发起的不抱怨运动，尽管我这样批评了，人家要发起还是要发起的。我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依然说出我心里所想的东西，这是我的看法，谢谢你。

问：于老师你好，刚才听了你的关于抱怨与不抱怨的讲座，我觉得很感兴趣的，关于你所倡导的四种机制，我个人认为前三种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相比第四种开放的媒体，我觉得相比前三种可能产生的效果会慢一点，近年来我们对新闻媒体报道独立性的开放，包括央视新闻也是这样已经在改了，即增加突发事件的报道，但是一些群体事件往往都是一些网络媒体的报告最后才引起官员的问则追究，现在我们的媒体和论坛也开始关注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关注细致到什么问题，比如你白天开什么会议？抽什么烟？晚上喝什么酒？甚至晚上跟谁睡觉都深入的揭发一下，我觉得我们改革的突破口还是媒体独立的报道，这样可能会好一些，你能否根据近几年发生的突发事件给我们分析一下中国媒体的作用进行抱怨与不抱怨？

于建嵘：对于媒体我有比较深刻的感受。我认为现在的媒体实际上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开放。现在的感觉开放了，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的开放。网络开放是由于有现代科技本身的特点，不是领导人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它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我经常写时评。前不久我写了一个评论，评价深圳市长的问题，我投给了南方的一个媒体，因为它开了我的专栏，后来他给我回了一封信，一般我们投稿过去，他会给我们回信，他说对不起，这篇稿讲的问题很敏感，被主编和谐掉了。我给他回了一封信说：自宫比强奸更可怕。我投给了上海的东方早报，当天就登出来了。为什么上海的东方早报可以刊登出来，而我们南方那么大的报纸不敢刊登呢？因为他们要自我审查。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一般给人家写稿子说不用不用为难，你告诉我一下就行了。但是我的稿子一般没有被枪毙的，因为我写的时候会注意哪些地方和谐。我感觉，我们今天的媒体远没有早几年开放，为什么现在许多问题通过网络可以表现出来，我的结论依然是它没有办法，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在研究怎么控制网络媒体的信息传递吗？我最近一直在提倡研究一个课题，就是现代科技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比如，自从有了复印机，中国的农民和地方政府生态发生了变化。农民突然有一天把中共中央的某个文件复印之后贴在那儿，问你们为什么不按中央文件办？一般地方政府都会很惊讶，也很被动。假如没有复印机，中国的农民敢不敢说这句话，不敢的。我调查信访这么多年，信访农民保留最多的就是复印的文件。所以现代科技实际上已经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不是由于愿意改变而是被迫的改变，这是我的结论。谢谢。

新加坡以其高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廉洁高效的政府和优美整洁的环境，赢得世界的普遍赞誉。这个华人占总人口3/4的岛国，其领导人时不时提及东亚价值观和儒家文化，无疑令它的亚洲邻居中国倍感亲近。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信息渠道和专业知识的局限，“新加坡经验”往往被误解——权威体制、高薪养廉、严刑峻法、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模式等，不仅令普通民众，甚至也让专家学者深感困惑：这是真实的新加坡吗?

令人困感的新加坡

新加坡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眼中，是个异数。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不民主，不让人民充分享有监督政府的权利，政府就必然堕落为人民的老爷，就不可能使政府廉洁勤政，建立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新加坡却让我们无话可说：它相信权威主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没有充分的新闻自由，建国40年来，一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父亲可以传位给儿子;但它同样很文明，没有人随地吐痰，拥有洁净的空气、优美的环境，人民享有很好的福利，老百姓至少看上去生活得很幸福。

曾经，我们很想把中国搞成一个“大新加坡”。比如中国老百姓对官员腐败非常痛恨，而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程度比较高，为什么呢?原因是新加坡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高，就用不着搞腐败了。这条经验非常容易学，要想让我们国家的公务员廉洁，只要给他们加工资、加福利就可以了。

这些年来，中国公务员确实常常加薪，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出公务员加薪和他们的廉洁程度有直接关系。是因为我们加薪加得还不够多，还是这条新加坡经验不适合“中国国情”?现在很多人没有搞清楚。

新加坡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华人社会的一个奇迹。

它良好的社会治理就不用说了，我刚到新加坡，感到整个政府权力实在太大了，掌握的经济资源非常多。比如在街头，我看到很多漂亮的小区，问这是谁盖的房子?新加坡人告诉我，大多数是政府盖的。这房他们叫“组屋”，是给普通收入水平的居民提供的一种低价商品房，由政府来分配。

住房的差别是非常大的，不同的地段、不同的朝向、不同的建筑材料，价格差别很大。我本能地想到，新加坡的政府官员，会不会在最好的黄金地段、用最好的材料盖一批豪宅，然后以“组屋”或者“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低价分配给政府官员及其家属，作为工资之外的隐性福利呢?我询问了一些普通新加坡人，他们都觉得，这在新加坡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更不可理解的是，在一些高利润行业，新加坡政府居然是直接投资者。苏州工业园就是新加坡政府投资的，这里面，在决策和实施过程中，都给政府和负责的官员留下了不少寻租空间。这样一个国家，政府有这么大的权力，它的官员居然能不腐败。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我们的经验出发，简直无法理解，但新加坡确实是这样。

被曲解的新加坡经验

国内对于新加坡经验的报道，问题出在哪里?

这些直接或者间接的报道，大都是断章取义的，多年来，只让人知道一面，而没有让大家了解另一面。公众所接受的信息经过了不负责的过滤。

就拿“高薪养廉”来说，这么多年来，被我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确实，新加坡高级领导人的收入，表面上看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有两点我们没注意：一是这些拿100万元以上高薪的人比重很小，估计也就30人左右;二是这是政府给他们的全部收入，部长(包括总理)都没有配公车和专职司机，上班开自己的车，有大型公务活动，政府才会派车。他们需要纳税，而且没有政府提供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要自己缴商业养老费和医疗保险费。

如果一位部长在大选中落选，那他什么也没有了。部长薪金看起来很多，但这是全部收入，再没有其他收入，也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待遇，连住房都得和普通市民一样，到市场上购买。

另外，新加坡的政府中公私分得很清楚。有一件事对我震撼很大。一位新加坡部长应邀来北京办公务，有点空闲时间，想看看北京有特色的景点，我介绍了一处。部长一行4人要打车过来，我说，还是我开车去接吧。我跟部长开玩笑说，能给部长开车，对我是不可想象的事。

相对于新加坡的整体富裕程度来说，如果以中国作为参照系，新加坡的官员从自己岗位上获得的利益并不算高。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新加坡的官员并不是借助政府权力和关系网才变得身价倍增。通常，他们在进入政府之前就已经是富人，能够获得很高的薪酬。比如，一个原来能在企业得到300万元年薪的人，进入政府获得100万元年薪，对他而言，这只能算是一个比较体面的收人，而不能算是高收人。这些人该有的都有了，本来就是社会公认的精英，进入政府的初衷，往往就是为了回报社会。

被忽略的先进执政理念

新加坡确实是权威主义，但他们的权威主义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新加坡的新闻界不敢随便批评政府，但他们的政府并不会直接干预新闻运作，而是通过事后法律起诉，比如告人家诽谤罪，以公开答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另外，当媒体公开批评政府官员时，政府往往不采取封杀措施，而是主动曝光，向社会全面披露，有问题就主动检讨、严肃处理，没问题也向社会作详细解释。

前些年，据说李显龙买了一处房子，是用折扣价买的，坊间议论得沸沸扬扬。新加坡民众对这方面非常敏感，很多人觉得里面肯定有猫腻，是地产商对李显龙的隐性贿赂。结果，新加坡政府积极调查，主动向公众坦白，李显龙买的房接受了大约10%的折扣。老百姓一听，觉得这样的折扣处于商家促销的合理范围，就理解了。还有一个部长，被怀疑在工程中收受贿赂，公众中传闻很多，政府主动对他进行调查，虽然没有掌握能够判刑的证据，但还是让他辞职了。

很多去过人民行动党总部考察的中国官员和学者，都对人民行动党总部的小楼表示惊讶。这个执政40年、成就辉煌的党，总部坐落在偏僻的机场路边，仅是许多居民组屋中间一座再普通不过的二层小楼。办公室和会议室设备简陋，党总部只有11个工作人员。用我们的话来说，没有太多的“党产”。

人民行动党多年来保持高度的自律，这和它的高层领导人的率先垂范分不开。如果以李光耀为代表的领导人，不公开自己和家族的财产，透明地接受人民的监督，全党上下保持廉洁估计会很难。

缔造奇迹是靠儒家传统吗

对于新加坡的成就，有两种观点，一种归功于儒家传统和“东亚价值观”，一种则认为是因为“经济透明和法制严明”。

我觉得，还是西方价值观发挥的作用比较关键。它的完全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法治传统和公务员制度，发挥了最基础的作用。虽然他们标榜一套融合儒家和法家思想的治国理念，核心的东西却是和西方接轨的。

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往往都受过西方高等教育，他们的领导人多出身资产阶级，并且大多是受过剑桥教育的大学生。在新加坡，下层人一般说中国话，比如你坐出租车，或者在小摊上吃馄饨，你和老板用华语交流完全没有问题;但你到政府办事，大家说的都是英语，好像一下子切换到另一个系统，你似乎在和一帮黄皮肤的欧洲人打交道。

儒家传统和价值观当然也发挥了部分作用。“选贤与能”可以算是儒家的。人民行动党标榜自己是一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政党，包括李光耀在内的领导人，也确实是一批受过西方系统教育和熏陶的精英，所以，能够成为人民行动党党员，在新加坡代表一定的社会地位。

据说，在新加坡，你只要有一定的成就，而且社会声望比较高，人民行动党就会主动发展你入党。他们也有类似我们中组部的机构，特别留意一些没有政府工作经验的优秀人才。他们会举行一些茶会，邀请大家来交流，同时暗地里观察你，如果你让他们满意，并且表现出服务社会的热情，他们很可能再约你专门出来喝茶，邀请你入党、加入政府。

新加坡也有教训

我曾问过新加坡人，他们认为自己的社会有什么问题?有人说，最突出的就是，政府包揽了几乎一切，导致人民思维不活跃。一个社会的创造力被扼杀，人们过于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缺乏创新精神。新加坡在学术方面非常落后，虽然国家投入了大笔资金，但是在科技上一直没有什么竞争力。这一点让新加坡的知识分子非常忧虑，他们觉得，新加坡这样下去，将会有问题。中国现在要塑造创新社会，新加坡这个教训值得吸取。

看图

北京, 庆六十大寿，隆重阅兵，为振国威、军威，为民族自信、自豪，为威慑敌对势力，所以，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情况下，也不惜重金，轰轰烈烈举行。为保证风光体面，而又顺顺利利，从三月起，用五个多月时间，用最新的建筑材料，大修长安街。用330万株地植花卉，设22个花坛，精心打造长安街。为海陆空三军实地演习，为学生实地彩排，从九月六日起，又实行交通管制。北京，你不计代价，煞费苦心，投大量精力，庆生日，搞阅兵，我实在不敢恭维你。 

一个国家的威望、威慑力，一个军队的影响力、战斗力，一个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从来不是靠铺一段路，摆几朵花，放几门礼炮，叫几声口号就有了。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你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丰衣足食了，丰富多彩了，环境美好了，言论自由了，生命值钱了，人家才羡慕你，向往你，害怕你。从来不是靠什么阅兵来提高、展示。君不见，人们纷纷申请移民新加坡、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不是因为他们搞阅兵、有核武。要说阅兵、核武，我们和我们的邻居：朝鲜、巴基斯坦、印度样样都有，一样不缺，但这些国家的子民们，却纷纷以留学、旅游、投资、投亲、偷渡等方式，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一批批往“外走”，争当外国人，可见，庆生日，搞阅兵，是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多此一举，属于形象工程，劳民伤财，折腾百姓，折腾军队。 

阅兵是一种什么玩意呢？具体来说就是一批穿着军装的人，在一些武器的陪衬下，为首长举行的列队表演。简单说就是格式化的军队戏剧。靠军队演戏来振国威、树信心、吓敌人，这简直是世纪笑话，是一种自欺或自慰的无能表现。 

是英雄或狗熊，不是自吹自擂，是馿是马，拉出去溜溜。我们的军队是不是威武雄壮，是否有战斗力，是否有威慑力，不是靠彩排出来，我们的军队是用来保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是用来庆生日，搞演戏。如果是要演戏，办剧团或请马戏团不是更好吗？何必养军队呢？因为，当我们的主权遭受侵犯时，急需军队；当我们的同胞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急需军队，而不是需要马戏团。为此建设一支强有力军队是必要的。但花巨资为首长搞表演、庆生日、搞形象工程，不是建设军队，而是削弱军队，这样“耀武”绝不能“扬威”，更不能提高民族自信心、自豪感。 

大家知道，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可现在是日本人的控制之下。中国的领土中国人不能到上面去。中国人去了，伤的伤，死的死，被抓的被抓，难道这就是中国的威武吗？这就是中国的威慑力吗？南海也是中国的南海，共有28个岛礁，却被周围小国占去20个；我们的渔民到那里捕鱼，被一群小国的军舰把船撞翻，把网割破，把人抓走。这时，他们多么希望看到我们威武的解放军呀！多么希望中国的名字能吓走他们呀！可惜，国人像猪一样被抓往他国，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藏南9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也被印度占领；我们的威慑力哪里去了？我们已隆重举行了13个阅兵仪式，难道是第14个阅兵才能吓走他们吗？还有印尼98年，5.13惨案，华人被抢、被奸、被杀；再有现在的缅甸，又炮击华人为主的果敢特区，难道他们都不知道北京有阅兵吗？有核武吗？ 

北京，领海领土被占，同胞受辱，总是听到你说：不干涉别国内政；或搁置争议。或不得已才叫几声“抗议”。北京，你如此作为让人心疼，难道这就是你所说的“韬光养晦”吗？难道你真的能相信在天安门“演戏”，就能镇得住如狼似虎的“番邦”吗？难道你真的就是一头纸糊的老虎？没有脾气，不咬人吗？或真是一头“庞然大物”，但“技止此耳”的黔之驴？北京，我实在不懂你的心。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民有难，正是用兵的时候，只有立即出动军队，才有威慑力。别人派出去的是军舰，我们派出去的是渔政船，没见军队的影子，哪有什么威慑力？就算军队去也未必能有威慑力，只有打胜仗才有威慑力。就像网友所说：实战才是最好的阅兵。但我不是主张战争，我也知道宽容与和平的可爱，我也追求宽容与和平。但有世界就会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冲突。当别人欺人太甚，忍不可忍的时候，当别人置我于死地的时候，叫我怎能不出手？ 

1911年5月13日，墨西哥300多华人惨遭杀害，清政府马上聘请国际调查员调查，向墨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且立即电令正在北大西洋游弋的重巡洋舰“海圻”号，前往事故地保护华侨，威胁开战。墨西哥政府在外交、军事的压力下被迫同意：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安慰家属，并设法保护华侨。清政府腐败无能，但在这件事上做得非常漂亮，大快人心。就像美国政府，为解救被朝鲜扣留的两名美国女记者，派出前总统克林顿出面谈判，并用专机把人接回美国。这才叫以人为本，这才让人民有自信心、自豪感；不像我们的渔民被那些小国抓去，亲属倾家荡产也赎不回人，这样的国民能自豪吗？ 

北京，你要改变思路，要解放思想，要真抓实干，来真的，来硬的，否则，你不仅吓不倒外国人，就连国内几个黑恶分子也吓不倒。你不见打砸抢劫时时发生吗？治安之混乱，百姓叫苦连天。车霸、路霸、鱼霸、菜霸，霸霸嚣张，何时把你放在眼里，何时停止作恶？甚至武警都成为他们“练手”的对象，更不用说新疆，西藏恐怖分子。所以搞虚晃子谁也不怕，况且是浪费资源的事情。只有把珍贵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国家才能有威望、有威力。把资金用在教育、民生、或者干脆用来购买飞机、军舰，潜艇等比用来庆“生日”，搞阅兵好千万倍。试想我们如果有美国那样的航母，那样的武器装备，美国高层敢狂妄宣称“中国的近海等同于美国的后花园”吗？可悲呀!北京，你不务实，只会务虚，至使贪官流氓，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外族入侵，得寸进尺肆无忌惮。危险呀！ 

北京，布什的霸气，普京的傲气，小平的硬气，应该是你学习的榜样，特别是小平对内“严打”，对外“自卫反击”百姓拍手称快，世界刮目相看。虽然春秋已有“观兵以威诸侯”，“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古训，但时易世异，今非昔比，“两军相遇勇者胜”，没有勇气，霸气，硬气不足以打击恶气、妖气，邪气，不足以伸张正气，不足以保卫乾坤社稷，善良百姓。 

北京，你庆生日，搞阅兵，大兴土木，我实在不敢恭维你，你六十大庆，总叫我想起慈禧的六十大寿。她挪用海军军费，大修颐和园，搞万寿庆典，都是六十甲子，有惊人的相似。再看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慈禧的一段独白：“寻常百姓家的老太太六十大寿，办得风光热闹，左邻右舍就会说这老太太，好福气有面子，这户人家在那一带就做得起人!百姓如此，国家更是如此！如果连我的生日都办寒碜了，不但我的面子没地方搁，朝廷的面子也没地方搁!又怎么个体现我大清国泰民安？‘同治中兴’以来的兴旺气象又跑到哪里去了？这样一来，不但洋人瞧不起，连老百姓也瞧不起!洋人瞧不起你他就欺负你，老百姓瞧不起你他就不服你，这样就会出事儿，祖宗的基业就会毁于一旦!” 

虽然这是电视剧中的话，但现实中的慈禧内心无不如此，她风光体面，热热闹闹的生日与北京轰轰烈烈的“普天同庆”又有惊人的相似。 
北京，愿菩萨庇护你，上帝眷顾你，上天保佑你，但我实在不敢恭维你！

新闻、通讯、文化和艺术部长莱益士雅丁（Rais Yatim）形容，网络的威胁比共产党和暴徒更恐怖，因为网络资讯可“进入”年轻人的思想。 莱益斯雅丁（右图）接受《马来西亚前锋报》的访问时又有惊人表述。他说：“这种网络威胁事实上比共产党和暴徒更恐怖，因为它可以‘进入’年轻人的卧室、书房和思想当中。” 他且在这个访问中，间接承认其部门正在进行网络审查工作。他表示，新闻部每个月透过部落格、电邮、“面子书”（Facebook）和“Twitter”，鉴定500到540个对皇室、回教价值、马来人成就、“一个马来西亚”等政府政策作出的不实指摘。 莱益斯雅丁上台以来，频频提出管制网络的建议，以及作出打压媒体的动作。八月上旬莱益斯雅丁承认政府正在研拟管制网路资讯，使用类似中国“绿坝”的电脑软体隔离色情资讯，避免我国儿童遭受荼毒。 尽管遭受各方恶评后，首相纳吉否认政府有意管制网络，可是《马来西亚前锋报》今天的报道证实，新闻部已然进行网络审查工作。 最近新闻部旗下的多媒体委员会因“牛头示威”事件四度造访《当今大马》，要求该网络媒体撤下两则纪实短片，亦被抨为审查网络动作之一。 “网络夺取民主力量” 根据《马来西亚前锋报》刊登在今天第五版的报道，莱益斯雅丁回应首相针对网络法律发言的言论时表示，外在和内在的势力透过各种部落格和图像结合，散播没有落实原住民特权的西方和共和国体系的进步思想。 “莱益斯雅丁警告，马来西亚的网络威胁已渗透到各种机关，且要夺取人民现实的民主力量。” 莱益斯说：“这一切都是经过周详的计划，现在还有迹象显示，他们正躲藏在有免控权的网络世界背后，弱化我们的司法制度。” 首相纳吉上周二表示，政府已完成研究现有的网络管制条文，这将有助于政府解决网络遭利用以进行不道德和违法活动的问题。纳吉且指出，这项研究专注于纠正现有弱点，以及巩固现有法律。 归咎阿都拉时代开放 莱益斯准备把早前发生的政府部门官方网站遭骇客侵入而遭篡改的事件，算在我国网民的账上。他说：“你尝试想想，如果只是因为‘Pendet’舞，别人就要打击马来西亚和焚烧‘辉煌条纹’（马来西亚国旗别称），……不一定那人这么做，并没有得到马来西亚网络世界一方的支持。” 早前国际电视台《Discovery》播放介绍马来西亚的纪录片时，错把印尼的“Pendet”舞当成是我国传统舞蹈，而引发印尼人的怒火。数周前我国政府部门官方网站疑遭印尼骇客侵入，网站上出现怒斥我国的字句，马来西亚国旗亦被篡改为印尼国旗。 莱益斯雅丁还有意将网络世界的开放，归咎于阿都拉时代的“开放政策”。他说：“阿都拉实行的开放政策，被‘这些人’（mereka）当作黄金机会，实际上我们不可以在短时间内开放。” 他认为，我们应该根据人类的进化（evolusi kemanusiaan），分阶段开放，可是在阿都拉时代许多领域快速开放，以致政府没法压制“有关方面”的欲望；网络威胁且令其部门在采取行动时犹豫再三。 莱益斯透露，七部门将在年底的国会档期提呈《保护个人资料法案》（Akta Perlindungan Data Peribadi）和《电脑签名法案》（Akta Tandatangan Komputer）。